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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越的文物修复工作室刚成立不久,接了三个小单子。
但因为设备太旧,修复效率很低,已经连续亏损了两个月。
我把电话打给他:“钱打了,你查一下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沈露,你知道我工作室快撑不下去了吧?”
“知道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投?”
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五年后。
钟越的工作室已经变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文物修复公司。
他的技术团队从最初的四个人扩张到一百三十人,承接了三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复项目。
他给我打了一笔钱。不多不少,正好五千万。
我没说什么,收了。
紧接着他又发了一条消息:“公司今年的估值已经到了三十亿。你当年那两百万,现在值一亿五。”
我回了一个笑脸。
那一年,我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够我这辈子什么都不干也能活得很好。
但我不想停下来。
我接了两个国际项目,一个在南洋,一个在爱琴海。
我把南洋和爱琴海水下遗址跑了个遍。
论文发了六篇,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三次主题报告。
欧罗巴文化部给我颁了一枚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。
回国的那天,我一个人站在机场的落地窗前,看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。
十年前,我拖着行李箱从这里飞向西北,身上只有三十万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
十年后,我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西装,手里拿着一杯咖啡,依然是一个人。
但我活得比任何时候都好。